在个人的商业活动合法化以来的二十多年来，尽管制造业获得很大的发展，但与其他国家的经历还是有所不同，我们的制造业是以数量胜出的。经济学家的解释是，靠量来支撑的中国的制造业，除了归功于过去30年间成熟而低廉的技术和资本的全球转移，就只能用中国人的吃苦耐劳本性来解释了。中国人很会吃苦，也很愿意吃苦，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把制造业做起来的确不容易。

　　在很多方面，中国人从商面临的条件不如很多其他国家。吃苦是对缺损条件的一种替代。走在西方大城市的唐人街上，驻足华人餐馆就足以观察到中国人的勤劳。以商业活动的方式而言，中国人留给西方人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中餐馆了。许多年来，总是有人好奇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餐馆不能做得像星巴克（Starbucks）一样大？答案可以五花八门，人们总可以列出长长的清单来给出原因。

　　前不久，我在上海街头看到的生煎馒头店前的一幕，似乎给了我回答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答案。

　　那天，路经市区一家生煎馒头店，我突然注意到在它的门口顾客排起了长队。太太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我们第二天去了在另外一处的生煎馒头店，果然还是顾客在排队。顾客为什么总要排队？我问我太太。太太说，很简单，是因为做一锅生煎馒头需要固定的时间。我又问，为什么不可以多增加一个锅呢？太太说因为店面小，无法扩大“产能”。我说，KFC（肯德基）的店面也是有限的，而且炸一锅鸡块显然也需要固定的时间，为什么我们去KFC不需要排队呢？太太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这个问题问得太经济学了。

　　我的看法是，KFC的“产能”不是随意决定的，它的店面要求与“产能”是经过科学计算的，它想必遵循了顾客需求流量的规模及其变化规律。甚至它的产品定价也是根据需求、成本以及市场结构精心策划出来的。我在商学院里讲授的管理经济学的原理，其实就是在探索回答这样的问题。无论我们做多大的生意，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总是一样的：怎么样才能知道顾客的需求流量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怎么样才能确定把店开在什么地方最适宜？谁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只有弄清楚了这些，我们才可能估计和安排得当的“产能”，确定了产能，我们才能估计和确定生产成本的变化模式，才能做出正确的产品定价。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管理问题。可是，对上海街头生煎馒头店这样的小生意，如果我去对它的当家人说他是如何缺乏管理头脑，他一定觉得无比可笑。这不奇怪，我们习惯的思维逻辑总是这样的，小生意还需要什么管理知识啊。而我的逻辑正好反过来，正因为缺乏科学得当的管理知识，我们的生煎馒头店才难以做成星巴克那样的大生意。

　　当上世纪80年代后美国的“洋快餐”进入中国大陆时，在业界曾引起过不小的震荡。模仿者很快就出现了。上海出现过了不少本地的快餐店想与这些洋人试比高。遗憾的是，本土的品牌不久就从市场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政府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本土的食品在本国的顾客面前竟然输给了洋食品。我以为，问题就出在“学问”上。我们会做包子和油条，但是不会理会管理的学问。本土快餐店根本没有专业人士和部门在从事调查市场、估计需求流量的变化、决定选址、设计店面的合理规模、生产的工艺和流程的效率、实施定价、广告、公关和竞争策略等。我们只看到了洋快餐在卖什么，没有看到在它们背后支撑其生意的是一个完整的管理团队和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的模仿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的容易和简单。我们今天在经济型酒店业上也面临与快餐业很类似的挑战。

　　生意就是这样，很多小的、不起眼的东西是可以办成大事情的。但想做成大事，不重视管理知识和管理教育，光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有人说，我做生煎馒头本来就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我们暂且遵循大多数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上的“逻辑”，使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概念框架来解释宏观现象。从凯恩斯以来的主流宏观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的变化是由总需求方面的因素改变引起的，与供给方面的关系不大。这是因为供给方面的因素相对比较不容易改变，比如，劳动力规模、资源的数量以及技术状况等，这些因素在短期里不会有什么变化。在长期，它们才会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因此，要看明白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化，就要看明白我们经济中的需求流量是怎么变化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我的看法是，与5年多前相比，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最初大概可以理解为由一个我们没有怎么特别重视的“外部震荡”引起的，是这个震荡推动了总需求的增加，在我们原本平静的经济流量中掀起了波涛。

　　那么，这个外部震荡是怎么发生的？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认为发生在2003年前后。

　　这得从当时的经济环境说起。在1998年至2002年这5年间，因为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的出口遭遇了寒冬。原来用于出口的生产能力不得不转入国内市场来消化，结果，相对于国内的需求状况，生产能力突然增加了。这使得物价总水平开始下降。于是，宏观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的时期。

　　为了走出物价（和资产价格）下降的局面，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放松了金融控制，信贷和财政支出不断扩张。其中最重要的政策在我看来是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福利分房制度，并通过大规模的鼓励消费信贷和放松金融管制的办法，激活了全国房地产市场，进而带动了对一系列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的需求。所以，从2003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进入了新的繁荣阶段。最显著的征兆是，由于需求激增，之前过剩的产能很快被消除，而且原来受需求约束的部门被打开，流量开始剧增。GDP增长加快，很快超过两位数。随之不久，由房地产拉动的其他投资变得活跃起来。以钢铁、汽车、机械、建材、能源和基础原材料部门为代表的“重工业”部门投资超常增长。城市建设、住房、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设备更新等成为这一阶段投资需求的主角。于是，在2003年至2004年间，很多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中国经济出现了趋热的苗头。

　　房地产需求的驱动使制造业和重工业领域的生产率与赢利能力快速增长，这就大大改善了中国经济的赢利状况和储蓄能力。由于消费支出增长稳定，那么收入的加速增长必然导致中国的国内储蓄增加过快。而经济流量要求平衡的力量必然因此推动中国的贸易顺差剧增。虽然1994年之后就开始出现连续的贸易顺差，但1999年之后顺差才加速增长，到2003年之后更是超常增长。因为需求流量必须平衡，贸易顺差加速增加，显然不是汇率低估的问题，而是国内储蓄增加的必然结果。

　　贸易顺差不断增长意味着在固定汇率下的货币供给增长过快，也意味着用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在不断被低估。在这个局面下，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自然让全球的投资者把更多的外部资金调头，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大规模流入中国资产市场，迅速助推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并演变成过度繁荣的局面。因此，2005年至2007初调整外部失衡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优先目标。对付流动性过剩和控制资产部门膨胀着实让央行和政府忙得不亦乐乎。政府在政策上以控制和调整贸易顺差过大为向导，调整对外贸易政策，采取了人民币小幅升值和大规模取消出口退税等措施。

　　我曾撰文说，2007年初通胀的迹象并不明显，因此政府并没把控制通胀作为调控重点；但是当下半年CPI上涨加快的时候，行动已显迟缓。 CPI超过年初设定的3%的控制目标已成定局，这才引起了决策部门对通胀的担忧，控制通胀逐渐成为调控重点。货币当局以为通货膨胀是流动性泛滥的产物，所以为控制通胀，以减少流动性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工具操作频繁，紧缩力度加强。

　　但是去年底M2同比增长还是高达18%以上，超出年初16%的预定控制目标。于是，中央决定2008年将防止通胀和防止经济过热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内部平衡成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相比而言，贸易顺差的调整似乎被放到了次要位置，宏观调控政策开始从“双稳健”向“一稳(财政)一紧(货币)”转变。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延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低通胀”局面有演变成“高增长、高通胀”趋势，政策目标因此由“一防”变“两防”。

　　但问题是，当国内的信贷控制和货币政策收缩的时候，国际上以石油、粮食和其他基础商品涨价为代表的通货膨胀却加快了，并演变成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大大限制了我们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说2008年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就是因为我们同时面临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而对于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当然就不管用了。同时，它对经济增长又有非常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是，高增长与高通胀的局面是否很快会演变成低增长和高通胀的局面？

　　国际上发生的以粮食和能源等基础商品涨价为特征的通货膨胀反映了世界经济中的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不会很快过去。美国经济的低速和衰退已成定局。中国有近三分之一的商品是出口到美国的。今年之后，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压力显然可能是国际经济的下滑和出口增长的回落。

　　在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时期，渡过难关的唯一有效出路是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调整。从国内来讲，绝大多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状况已达“前沿面”，调整的空间不大了。所以，通货膨胀和成本持续上升对大多数加工制造企业的打击很可能非常致命，影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即使对那些挣扎中的企业而言，2008年之后，工资和福利开支上涨压力的增大也会让它们不断下调赢利预期，使企业进入成本调整期，至少在短期对产出增长和就业也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政府为了抑制投资流量需求的过快增长，信贷配额和货币供应的政策必然从紧，从严掌握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土地供应，也肯定抑制经济增量的增长。

　　这样综合起来估计，2008年之后，经济增长放慢的概率在迅速增加。我认为，这可能是1994年以来中国将要经历的第二次痛苦和困难的时期。上一次，对付通货膨胀的宏观紧缩政策伴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出现了集中的和大规模失业；而这一次，我们将再次面临结构调整的任务，它需要更大的智慧。

　　今天中国宏观经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由一个我们没有怎么特别重视的“外部震荡”所引起，它推动了总需求的增加，在原本平静的经济流量中掀起了波涛。2008年之后，经济增长放慢的概率在迅速增加。这可能是1994年以来将要经历的第二次痛苦和困难的时期。我们将再次面临结构调整的任务，它需要更大的智慧。

　　如今，地方政府要建设的中心是很多的。有希望成为国际中心的，有要成为地区中心的。中心有金融的，经济的，制造的、航运的、贸易的、创意的、科技的，不胜枚举。大家似乎都要在某个方面成为中心才行。

　　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文章说，其实金融的发展内容并不是只有建设一个中心，而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东西。政治、法律、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的发展不是一个短期里可以造就的工程，它们需要很长的时间。伦敦和纽约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不是偶然的，虽然也有偶然和历史幸运的因素。但是如果要把它们演进成金融中心的过程想象成一个可以复制的程序，那就错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类似金融中心的社会经济现象，实际上是难以在别处复制的。别人可以学到一些形似的东西，可以把自己本土的事情做得更好一些，但并不是可以短期里面就能复制一个相同的东西去取代别人。中国的金融业的确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上海也的确有潜力、有实力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数十年上海或者北京就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没有什么单一的指标可以造就这个中心。中国的金融发展空间是很大的，但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任务并不等于或仅仅在于建设一个或者两个金融中心。

　　在很大程度上，历史是在伦敦和纽约成为世人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更重要因素。而偏偏历史条件是不可复制的。美国和英国有不少今天大家公认的著名高等学府，如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等，数百年来这个世界也没有在别处成功地复制出这样的学校来。但这并不妨碍200年来很多国家仍然可以建设成一些在某些方面非常优秀的大学来。问题在于，当我们看到一些成功的案例时，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应该如何去学习？因为看到哈佛大学有医学院，于是国内的很多著名大学就要与当地的医科大学合并，也要有自己的医学院。看到人家大学里面保持有传统的学院制，于是我们也赶紧成立学院。其实，这些东西对一个大学根本就不重要，不是每个学校必须要有这些东西，它其实只是与每个学校不同的历史沿革有关，但却很快被我们学来，而那些最重要的东西，如大学的宪章和治校的制度，却被拒绝吸收。结果呢，我们把自己有历史和传统的东西丢掉了，学了人家的一点表皮，弄得不伦不类。

　　类似这样的照搬学样实在是啼笑皆非。在我们很多地方政府情有独钟的“中心”建设工程中，不少都希望成为什么国际跨国公司总部的所在地。这个想法的逻辑是很简单的，就是说，成为一个国际中心当然应该可以用吸引国际著名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来度量。但问题是，跨国公司或者登上财富500强的公司有很多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总部啊。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真正的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为没有中心或者没有总部的公司。当我们说要建设所谓的“总部经济”时，我们是否清楚，总部这个概念在今天还有多少价值？不妨举个例子来说，美国著名的玩具“芭比娃娃”，设计在美国，原料供给在亚洲和拉美，生产中心放在中国，染色在欧洲，销售中心却在瑞士。面对这样一张流程路线图，谁能定义“芭比娃娃”的总部究竟在哪里？

　　其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初始条件，企业家的最重要功能就是创造性地寻找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最好配置资源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归根到底，相互复制的制度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我们更需要用创造性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来考虑我们自身的事情，不要总是假设在经济社会的任何领域都存在着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并认准这是唯一可以成功的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学者和官员都太善于高度概括自己看到过的东西，不怎么愿意去关注那些有差异的东西，而且总是习惯于把看到的现象大而化之地归纳为一个模式，用这个模式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才会有了各种各样、且又如此浓重的“中心”情结。回想起来，数十年来，这种很可怕的思维模式已经渗透到了我们工作的每个角落，而这些被概括起来的模式已经让我们丢失掉了多少创造的机会啊！

　　回顾一下，自1949年以来国务院机构的改革不少于6次了。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也几乎是每届政府的任务和目标之一。特别是1998年朱镕基总理上任之时，大刀阔斧，将中央部委从40个压缩至29个，其力度可谓为历届政府之最。但10年之后的今天，中央政府部门机构与人员的规模逐步反弹，基本上又回到了当年。这10年来，基层政府的规模也不断膨胀，因为要管的事和要做的事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必须有足够的人力和权力，方能维持行政运转的效率。

　　显然，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政府的规模是大了还是小了，而在于政府的职能是为什么而生产的？为什么而服务的？今天提出大部制改革的逻辑，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央各部委正逐步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权力部门化与部门利益化是其两大特点。大部制改革就是希望破除部门权益，转变职能，提高效率，精简人员。这个看法，我以为是不正确的。大部制也有可能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更加集中的集团利益，而且因为大部的权力更大，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监督与约束更难，部门利益会不会更容易膨胀呢？很难说。要知道，所谓的权力化和利益化，并不是因为设立部门过多而引起的，而是跟为什么存在这样那样的政府部门相联系着的。即使在美国也一样。凡有政府的机构，凡吃政府预算的，情况大都是这样。

　　大部制改革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是要通过改变政府的部门门类和设置来改变政府职能，还是反过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而改变政府部门的设置？即使实行了大部门制，看上去减少了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相应的部门，但如果依然需要那些政府的职能，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在大部委内部实行分门别类的管理与负责，这样就不得不增加而不是减少行政的层次和级别。比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归并之后，仍然需要有负责住房和负责城乡建设的子部门来专业化地负责提出规划和预算，制定监管规则和实施管理。说到底，行政的事情，必须落实到岗和落实到人，才算有了执行力。因此，大部门制这个设想，虽然听起来很有创意，很能打动人，但它随之也难免会带来的最大误导，那就是看上去减少了部门的数量，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如何转变政府的这些职能？为什么要转变政府的职能？

　　当然，这个核心的问题不是这些为大部门制设计方案的人所能回答的。它涉及我们这个经济体制和政府体制的最根本问题。中国经济这三十年逐步形成的体制是与政府的职能演变分不开的。尽管在很多领域中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但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去政治化”的或者推倒重来式的，而是通过逐级向地方政府放权而形成的一个分权化的威权体制。这个经济体制的最大优点就是它服从和服务于投资和经济增长这样的最高而单一的目标。在这个体制下，各级政府的职能不仅要服务于和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且，为了这一目的，各级政府的职能必须上下设置雷同和重复，以便于自上而下的绩效考核和目标的贯彻执行。

　　这样的政府职能错了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怎么评价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以及它的性质。如果认同我们的经济体制以及它在经济增长上的相对制度优势并希望继续长期维护这种体制，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要求政府转变它的现有职能。因为它的职能是与这个经济体制相配套的。迄今为止，在经济发展和商业创造方面，中国各级政府的单一职能发挥得非常有效。在服务于单一经济发展目标方面，各级政府的职能类似于一个商业公司的职能。

　　但是大家都知道，政府从根本上说应该是多目标和多任务的组织。与公司类似的职能不能涵盖经济发展以外的目标。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政府的多任务性质会越来越凸现出来。社会是越富裕，政府的“仲裁”角色就越突出。环顾世界，政府以“仲裁”角色取代“生产”角色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例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分配不均程度的扩大，公众会要求政府在教育、卫生、环境等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平问题上有更大的作为。这方面的政府职能会变得更有社会需求。所以，在给定的政治体制下，政府的职能不断走向民生是必然的选择。

　　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当然还不是我们预设的市场经济体制。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认同这样的判断：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已不是选择什么经济体制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我们明白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此必须不断地去改革和放弃当前这种以县（市）为核心的投资创造和分权经济责任制，真正努力去建立起一个以法治和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了这个目标，现有的政府角色自然就必须变革，其过于组织“生产”的职能偏误也就随之而消失。因此，不能把政府职能的改变与经济体制的转变割裂开来，更不能把政府机构的改革理解为转变政府职能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把钥匙。

　　大部制改革提出了一个有趣问题：我们是要通过改变政府部门门类和设置来改变政府职能，还是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而改变部门设置？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以法治和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此必须不断地去改革和放弃当前以县（市）为核心的投资创造和分权经济责任制，现有的政府角色自然就必须变革。因此，不能把政府职能改变与经济体制转变割裂开来，更不能把政府机构改革理解为转变政府职能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