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两天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意提到了一些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相互推诿，办事效率低下”。这自然让人联想到正在酝酿的大部制改革的计划，而大部制改革也将是今年两会的焦点之一。据报道说，今次首先启动改革的五大部委将分别命名为：工业和资讯化部、交通和运输部、人力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以及住房与城乡建设部。

　　回顾一下，自1949年以来国务院机构的改革不少于6次了。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也几乎是每届政府的任务和目标之一。特别是1998年朱镕基总理上任之时，大刀阔斧，将中央部委从40个压缩至29个，其力度可谓为历届政府之最。但10年之后的今天，中央政府部门机构与人员的规模逐步反弹，基本上又回到了当年。这10年来，基层政府的规模也不断膨胀，因为要管的事和要做的事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必须有足够的人力和权力，方能维持行政运转的效率。

　　显然，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政府的规模是大了还是小了，而在于政府的职能是为什么而生产的？为什么而服务的？今天提出大部制改革的逻辑，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央各部委正逐步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权力部门化与部门利益化是其两大特点。大部制改革就是希望破除部门权益，转变职能，提高效率，精简人员。这个看法，我以为是不正确的。大部制也有可能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更加集中的集团利益，而且因为大部的权力更大，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监督与约束更难，部门利益会不会更容易膨胀呢？很难说。要知道，所谓的权力化和利益化，并不是因为设立部门过多而引起的，而是跟为什么存在这样那样的政府部门相联系着的。即使在美国也一样。凡有政府的机构，凡吃政府预算的，情况大都是这样。

　　大部制改革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是要通过改变政府的部门门类和设置来改变政府职能，还是反过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而改变政府部门的设置？即使实行了大部门制，看上去减少了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相应的部门，但如果依然需要那些政府的职能，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在大部委内部实行分门别类的管理与负责，这样就不得不增加而不是减少行政的层次和级别。比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归并之后，仍然需要有负责住房和负责城乡建设的子部门来专业化地负责提出规划和预算，制定监管规则和实施管理。说到底，行政的事情，必须落实到岗和落实到人，才算有了执行力。因此，大部门制这个设想，虽然听起来很有创意，很能打动人，但它随之也难免会带来的最大误导，那就是看上去减少了部门的数量，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如何转变政府的这些职能？为什么要转变政府的职能？

　　当然，这个核心的问题不是这些为大部门制设计方案的人所能回答的。它涉及我们这个经济体制和政府体制的最根本问题。中国经济这三十年逐步形成的体制是与政府的职能演变分不开的。尽管在很多领域中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但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去政治化”的或者推倒重来式的，而是通过逐级向地方政府放权而形成的一个分权化的威权体制。这个经济体制的最大优点就是它服从和服务于投资和经济增长这样的最高而单一的目标。在这个体制下，各级政府的职能不仅要服务于和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且，为了这一目的，各级政府的职能必须上下设置雷同和重复，以便于自上而下的绩效考核和目标的贯彻执行。

　　这样的政府职能错了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怎么评价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以及它的性质。如果认同我们的经济体制以及它在经济增长上的相对制度优势并希望继续长期维护这种体制，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要求政府转变它的现有职能。因为它的职能是与这个经济体制相配套的。迄今为止，在经济发展和商业创造方面，中国各级政府的单一职能发挥得非常有效。在服务于单一经济发展目标方面，各级政府的职能类似于一个商业公司的职能。

　　而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流动性的增长过快不仅是“成长的烦恼”，它也是我们“成长的喜悦”。用英文，我把它写成：Pain and Gain of Growing，看上去，烦恼和喜悦几乎就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伴而来。这个题目正是10月26日我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出席“招商证券论坛”时发表演讲的主题。我是希望、也主张应该再换个思路看待流动性增长过快。不能老是把流动性过剩简单地视为一个头痛的问题，也该把流动性的增长理解为我们的微观与市场改革的收获期。

　　中国在1999年之后似乎就进入了这个收获期。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在经历了1989年至1999年长达10年的缓慢和持续下降之后开始转为加速增长。而在2000年之后，几乎所有行业的赢利水平也开始加速增长。尤其是中上游的产业更加突出。回头想想，如果没有1995年的国有部门战线的收缩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如果没有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银行治理的改善，如果没有资本市场上的体制性障碍的清除，如果没有突破土地不能交易的限制，我们就不可能有生产率在上世纪90年代末明显的改善和增长，也就不会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流动性增长加快的局面。有了这些体制性的改革，原有的存量资产就可以产生更高的收入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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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他以后，不论宏观经济理论朝什么方向发展，经济学家几乎都是在解释货币在经济中扮演的微妙角色。说起来这似乎是件难以置信的事情。我们生活在货币化的世界里，每天都在与货币打交道，但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政府却不能很好地掌控货币的量值。货币就像流动的水，有时候流动得过快，有时候又太慢。水一旦流淌，便是无孔不入，常常来不及堵截。货币也是如此。一旦我们发现它太多了，往往都已经太晚。

　　不知不觉中，中国的宏观经济现象开始发生了变化。国人现在对这些变化有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和了解，也没有把握是否完全弄明白了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它还将如何发展下去。但是仅有的知识让我觉得，中国宏观经济的这个新变化如果要用最简单的一件事来描述的话，这句话应该是：货币增加得过快。有很好增长的经济并不少，比如印度，但增长似乎并不都面临这个货币过多的烦恼。对中国来讲，这却成为一种“成长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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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算起来，2004年似乎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的10年，即从1994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实际上处于向下偏离的阶段，也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的国际收支上开始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从总需求上判断，这暴露出中国经济带有了重商主义的特征。

　　1994年至2004年这1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由原来以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拉动为主逐步转变成以投资需求增长的拉动为主的新阶段。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现有的研究文献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转变的原因，我在最近提交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会议的英文论文中有所讨论。我的解释是：1978年至1988年的经济增长是由消费需求增长拉动的，因为那10年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变革是农业改革的成功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样的变革覆盖了中国70%的农业人口，让几亿贫困人口的收入获得增长，近2亿人从农业转移出来成为城市的劳动力。那10年也是中国的就业增长、贫困减少以及收入和地区差距相对稳定（甚至减少）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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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还不在于目前的消费品价格上涨，而是宽松货币（easy money）的增长还在继续。虽然我们知道了这些流动性增长的来源，但我们未必能够更好地去使用它们，更好地去发挥这些资金增长的作用。我们现在经济中还有相当多的领域是需要资金投入的，但是这些宽松的货币却主要流向了一些虚拟和资产部门，推动资产价格的上涨。原因是这些宽松的货币主要不在政府手上，政府手上只有被套进去的美元。货币政策非常被动，但又不能不有所作为。这才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想一想，仅仅10年前，我们还在为外汇短缺而犯愁。时过境迁，现在我们却不得不为外汇的积压而头痛了。去年以来，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性政策，但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在高速增长，其中来自贸易顺差的增长尤为显著。中国国家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的出口为1032.7亿美元，进口为762.6亿美元；出口同比增长27.1%，进口同比增长14.2%。照这样的势头，上半年中国的贸易总值就接近1万亿美元了。今年全年的贸易总值达到2万亿美元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再看贸易顺差，6月份是269.1亿美元，比上月增加了20%，比去年同期增长85%。贸易顺差累计1125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全年的7成，同比增长了83%。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3326亿美元，同比增长41.6%。上半年的外汇储备就增加了2663亿美元，超过了2006年全年2473亿美元的增长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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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日子，一些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往往注意到一个观察中国通货膨胀的有趣方法，他们把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与消费价格指数（CPI）之间的差值理解为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方向标。原因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在2001年以后表现出的高增长和低通胀相伴随的现象，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期间的CPI和PPI的话，你会发现CPI往下走，PPI则往上走，两者之间的差（PPI-CPI）是在持续扩大。

　　对这个现象，人们通常的解释是，当生产增长快的时候，对投资品的需求增长加快，所以PPI上升得快。但是因为下游产业的供给是竞争的和过剩的，所以消费品价格基本不受上游产业涨价的影响。这中间的一个机制是下游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挤压了它们的利润，而没有转嫁上游的价格。但竞争也推动了下游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从而可能仍然维持较好的赢利能力。

　　从2005年之后，人们发现PPI和CPI的差值开始出现缩小趋势。如果2001年至2005年的经济关系是稳健的话，那么现在值得关注的问题自然就是下游企业开始逐步转嫁上游企业的涨价了。于是，有一些经济学家说，中国行将进入通货膨胀和增长下降的时期。其实，由于种种原因，价格指数的变化在中国从来都不可全信，因为它们给出的信息总是有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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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表了关于中国股市与流动性的文章之后，有不少读者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流动性过剩与境外资金关系不大，应该主要是国内资金过剩造成的。比如，有人给我留言说：流动性问题的出现在于我国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财富的大量积累。至于投机热钱等，并非是影响流动性的主要因素。流动性的泛滥并不在于人民币数量的多寡，应在于积累财富的多寡。其实，这位朋友忘记了一点，经济学家谈论市场上流动性过多的时候，并不是谈论这个经济中到底有多大的财富存量，也不是谈论银行里老百姓的储蓄存款有多少。这些都是存量。我们谈流动性过多，主要是指货币（人民币）的供应增长过快。而货币的供应增长过快，是因为某些不正常的原因造成了对货币的需求增长过快。那么，这些超常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多人说，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因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过多的流动性，或者并不必然使流动性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央行的重要职责都是管理流动性。一国的货币政策也是针对流动性的。因此，当我们说一个经济体的流动性泛滥了，那一定是说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或对流动性的管理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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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如此疯狂的股市和牛气的股民，经济学家这个时候很难说些什么中听的话，说了也会显得非常不和谐。除了提醒股市有风险，别的已经都不重要。本来，经济学家的话应该说给政府而不是市场和股民听的。在股民看来，说股市有泡沫是书生气十足的言论，更是“乌鸦嘴”。股市本来就是投资领域中最有风险的一个，相对于固定收益的品种，进入股市是需要有承受风险的能力的。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再重复已是多余。

　　我相信沪深市场的大多数股民并非认为股市真的没有风险，也未必相信现在的股市没有泡沫，但是他们相信股市短期内绝不会有问题。市场里已经形成的主流的看法是：现在是所谓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历史给予的赚钱时代。所谓历史机遇，大多数人是这样理解的：除了政策之外，现在和未来几年很难找到任何“利空”事件。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年所要发生的重要事件各个都应利好于股市而不是相反。这样的判断很得人心。想想也是，谁会怀疑呢？

　　当然了，将来回过头来再看这一段，也必然是一个很小的跳跃和历史的一幕罢了。无论如何，疯狂起来的股市总是心理脆弱的。对于资本市场，最怕的就是出现这种惊人的“合意”（meeting of minds），就如同龙卷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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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一是当前这是个受到高度关注的题目，二是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就在上个月，我与我的学生们就讨论了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关于这个题目的一篇非常不错的经验研究的经济学论文，从中了解到了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也更了解了为什么经济学家对此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之后，论及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少经济学家都倾向于把收入不平等（用吉尼系数代表）包括进去。跨国的数据拟合往往发现，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出现这个结果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使用了跨国的截面数据，它不能告诉人们，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差距扩大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经济增长。后来有经济学家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经济可能促进了经济增长。他们的解释是，在一个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社会里，政策往往更可能受到中间人群（中等收入的人群）的影响，而广大的中间人群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高税率来鼓励政府对教育的支出，而教育支出的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

　　在安泰管理学院的EMBA的论坛上，针对分配与增长，我讲了四句话。第一，经济学家还没有就收入分配与增长的关系给出清晰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也不具有线形的性质。经验上的研究也五花八门，找不到一个稳定的经验模式出来。也许我们只能说，经济增长是公平收入分配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换句话说，增长并不自动保证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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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在西方，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调高对未来印度的得分，这是公开的秘密。从根本上说，西方人士看好印度的理由是，印度拥有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而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民主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这个似是而非的关系总是在西方人的头脑中挥之不去。我前不久在开罗出席一个学术会议时，同样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那些西方的人士总是希望知道，经济越来越开放的中国会走向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吗？

　　在会议安排的午餐演讲会上，新加坡外交部政务部长Zainul Abidin 先生发表了演讲，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未来前景和新加坡如何在科技领域保持领先的问题作了解说。演讲之后现场马上有人就问，新加坡是否会走向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外长先生的回答同样务实。他说，经济发展毫无疑问会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形式需要各国自己来探索，因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取决于很多条件，这些条件不一定在一个地方都具备。他说，新加坡的华人占70%，印度人占7%，还有马来人等其他民族。新加坡现有的政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待遇，得到了公众百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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